动人心扉的意思是什么（动人心扉的意思解释）

一方山水的天然灵气，一条时长江河的相映成趣

——点评家刘勇与文学家袁姣素关于文学的对谈

“有时，写作就是一种自我修习，沉积与学习，方式和思考，都非常重要。如同沈从文讲的，要贴紧人物来写。而人物就是生活的延续，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挖掘实情，连接未来。一部几十万字的英语著作，总是要有一定的积淀，才可以讲出一些什么，对这个社会总是要有点儿考量的实际意义。自然，也不是说，每一个文学家每写一部作品都需要有它存在的意义与实际意义，这种都应是相对的，而非肯定。大家开始思考一部作品时，也许存在关键性的要素，但也有很多随机性，有时创作者也无法预料自已的哪一部著作可以留得住，这是一个历史时间和时代、时长与读者的互证挑选。”这也是文学家袁姣素对写作的观点。

刘勇：经典小说《白驹过隙》入选“照明灯经典好书”20本东西方小说排行，这是你的代表作，请你谈一谈。

袁姣素：我经典小说《白驹过隙》在2018年正式进入写作，2021年进行，2022年4月得到湖南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工程项目，2022年6月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长篇体现的是中国铁路建设的光辉历程，呈现一批在铁路线变革中默默奉献的民族英雄及其铁路职工的青春岁月和成长艰难困苦。主角的坎坷人生和时代过程紧密结合，展现小人物在时期中的精神实质成长与爱国精神。

这本小说的作品因缘是我外公。她在铁路上上班了几十年，对中国的铁路基本建设拥有比较深的爱情。我2个小舅，以及妈妈都曾在那边工作多年。外公总是喜欢讲他与工人在铁路里的小故事，之后外公病危，没多久去世了。我觉得，外公一生忠诚他的事业，喜爱他的事业，我该把外公说的他们的故事复原给社会，让更多人了解，这大概也是外公的愿望吧。

2018年10月，我去外公工作过的企业，那个地方的树林、街道社区、路轨，这些，跟外公描述的完全搭不上边，早已发生了改变，但旧时光的痕迹依然斑驳陆离可循。我去他的企业查资料，在公司展厅看见了很多相关资料，但也不能带去，只能用手记记了出来。2018年底再度阅览了收集到的详细资料，进到早期的写作。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事迹都真实存在，仅仅人物名称与运势遭际的搭建通过加工处理，有外公的一点原形在里面，串联起普通人物的日常和民族英雄的实际个人事迹加上想像编造成的。小说第一章有很多真实场景还原，外公那个年代激情岁月与时代变化贴地而行。主角柳汀与黄昌明的那一段稚嫩时光与发展到后期命运的捉弄，一对铁路线情侣的喜悲与爱与恨，到黄昌明深陷不可救药的疲惫和精神沼泽，开展重获新生，百折千回的心路历程让人五味杂陈。而秦多安、柳采蓝、老郑等民族英雄的感人事迹、爱国精神，她们无私的付出精神实质让人动容，当提到他们的放弃，我还忍不住流泪，那个时代的艰难，大众的思想状况，那类质朴而真挚的情感等时代感让人加上深刻印记。想要营造好真实人物品牌形象，掌握好那时候铁路职工的质朴、刚毅、坚强等性格特点，我搜索了好几个铁路工程局的资料及统计年鉴，二十多本相关信息，参考每一个年代工程项目道路和施工阶段，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状况，及其铁路线转型与发展中遭受的诸多艰难历程。

总体来说，《白驹过隙》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还是非常流畅，一些重要的小细节，我害怕时间长了会忘掉，从外公那里回去之后马上做了手记，因此应用时也是无拘无束，顺手拈来。还记得外公讲得较多的一句话就是：“时间飞逝呀，我许多的老友都找不见了。”我把标题列入了《白驹过隙》。经过几年的勤奋，书总算出版，我不知道这合不合外公心意，但既然进行了，也不后悔莫及，希望能对中国的铁路转型与发展史给予一点点精神财富。

刘勇：您小说里的湖南湘西地域性文化特点非常明显，谈一谈家乡话写作与地域性文化怎么区分和掌握。

袁姣素：我有几个小说素材来源于故乡当地，《走卫星》《飞翔的嗥叫》《种太阳》《蓼水微澜》《三个人的晚餐》等小说集里边的人物会话、民俗文化有明显湘西南特点。这就是我在写作中无意识地一种逻辑思维流动性，在对待人物中间的对谈或某类风俗习惯类勾画里那些方言俚语会不由自主地倾泻冲出。或许这和衣包地养育相关，陶冶与沾染会无可救药。地域性文化的建立拥有久远历史背景，是一种思想和意识文化的传承。当应用到一些绕口难以理解的家乡话时，也会有一些伪造的想法， 但大部分还是会遵照当地的习惯性和特色，维持民俗的原汁原味。地域性文化应该是必须保障的，是一方水土的文化弘扬，拥有地区物志的社会里功能。随着社会过程变的推进发展，大城市遮盖乡村，好多地方的各类民俗文化文化可能很难承续出来，仅有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村民保留着土语设计风格，现如今的新生代对家乡汉语早已日渐模糊不清乃至生疏。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地域性文化的步履维艰是实际存在问题。我们有必要把一方水土的文化特点传承下去，让后代记牢，让外面的人掌握这类文化，明白它的魅力。

而地域性文化与家乡话写作又有很大的区别，地域性文化代表了一个经度纬度的各类风俗习惯、意识、传统式、方言俚语，包含非遗文化化学物质文化等，它包含着一方水土生命气场，文化主题元素古典风格寓意比较丰富， 是文学家探索素材内容、探寻语言体系风格特点打下的摇蓝。而家乡话写作就是一种地区语言表达文化的传承，归属于地域性文化的一种。著作所涉及到的的也只是会话条件下的语言表达，或者本地地名大全、叫法等某类日常口语。这二者也是相互渗透，彼此结合的，能够是一种整体上的展现，还可以是部分。例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全面性地展现一方水土的文化特点。一环扣一环，相互之间借助，地域性文化特点独特，自然地理文化与人物性情不尽相同，都各有其味，各表其趣，串连整合起来的生活状态长画可以说绚丽多姿，特点独特。韩少功的寻根问祖文化为地域性文化的纯天然维护开辟了一条一个新的路面，不论是文化弘扬或是价值意义，都是在文学的土壤层中得到集中体现和滋润。金宇澄的《繁花》要用上海方言讲好上海故事。小说里的家乡话经典对白更多的反映旧上海的对谈方法、生活习惯、文化地域，这些，他对于旧上海的风俗文化、方言俚语熟稔于心，这类自信使她在写作环节中处变不惊，将一些难以理解的家乡话开展改进都是顺手拈来。或许，家乡话写作对读者而言，拥有一些阻碍，但是这是它的魅力所在。家乡话写作也曾有过异议，为了适应广大读者阅读文章，可酌情考虑适当应用，特难以理解的必须括上注释。我觉得，写作就是一种融汇贯通的灵巧方法，不可受架构得太多牵制和牵绊，给心灵自由，净水灵活运用，对于如何顺理成章，全看创作者自己内心如何去掌控吧。

刘勇：你是湘西南走过来的文学家。谈一谈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什么著作对你危害深刻？

袁姣素：众所周知，沈从文是湘西凤凰人， 它的作品题材大多数都来源于湖南湘西当地和现实的社会， 因此地域性文化特点较为浓厚。 从《边城》到《长河》，也有散文诗集《湘行散记》，他书中多种形式的性命全集中展示了一个乡村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升级的历史演变与全过程。沈从文14岁参军，在绵延千里的沅水河段接触到了众多阶级，有士兵、农户、船家、海员、山间匪徒、手艺工匠，乃至无赖和娼妓，这些，这种和他亲近的人物使得他了解到了各式各样的人生，成为了作品里惟妙惟肖的人物。也许，社会发展这一部大书与当时时代的发展动荡不安对于他的写作有着一定的危害。1922年，偏僻的湖南湘西也受到“五四运动”的思想危害与冲击性，沈从文因而还有机会读到了一些新发展理念的期刊著作，让他信心调整和操纵自己的人生。他笔下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下层社会的劳苦，如《船上岸上》《萧萧》《边城》《柏子》等篇什， 都拥有丰富的湖南湘西风景的文化特点。从他的作品中，能够看见沈从文那时候的作品形状与主脉。这一条抚养了她的江河同时也滋润了她的文学类江河，这一条含有社会发展人情世故、清亮广阔的水体给与他丰富多样的创作素材。它的主题多元性与思维的宽阔给挣扎在毫无生气的现代都市的人群带来了一抹新绿，也给自己的写作风格打下基础。虽然他仅有高小文化，于北京谋发展也一度拮据窘迫，但也获得了徐志摩、郁达夫等文人爱心帮助，胡适之对沈从文也是赞赏不已，称这个人是“文学类里的奇才”。

沈从文的《边城》《萧萧》等小说资源帮我的影响和印象很深，更为动人心扉的还是那种当然产生的语言表达，纯粹、简洁、真正、丰富、强有力，吐纳轻松，面由心生，好像没经风雨侵蚀和雕刻，也就那么悄然无息地根深蒂固了。那类自然而然地韵致流动性、诗意构建，银行流水一般纯天然清亮，仿若大自然的杰作。而《边城》《萧萧》这俩故事的女主人公会有不同的真实身份泛指和修养。

《萧萧》里的萧瑟十二岁赶到婆婆家做替妻，在那儿带仅有三岁的老公，还未满十八岁却稀里糊涂怀上了别人家孩子。她懵懂无知、听从、认输的性格特点代表着那时候下层社会小人物的命运迈向以及社会真实写照，凄凉的命运背景色也注定他们难以亡命的悲剧。文学家与众不同表现手法，朴真而纯天然的规范字，让人眼前一亮。《边城》则更加深入，秀贞虽然有小女生的懵懂无知和害羞，但是他在情窦初开时清澈明亮，知道自己要什么，对未来充满热情和青春活力，那一个在梦中可以使她生命浮上来得人占据了她少女之心。

沈从文选择正确的梦想生活敬奉的“古希腊小庙”，呈现人的本性和对美好的期待，这类文明行为的碰撞和对生命哲学的探索，给边城茶峒抹上了山水田园式神密光晕。《边城》独特的魅力取决于向真、向美、向纯的期待，在古色古香而偏僻的高山一隅，斟酌着远古传说的风情原素。秀贞和二老这会对年轻人清纯、整洁、心地善良， 和他的一见钟情与坚定不移守望先锋，却在老不幸身亡中产生出诸多莫名其妙的情意和痛苦，而结尾的期望和期待给人带来了无尽遐思与思索。或许，人与人的命运就是这般，获得与盼望永远都是一对欢喜冤家与双胞胎姐妹。小说里塑造的意境美让人震撼人心，这类散文化的抒发感情情调增强了内容的艺术境界与崇高，因此，也就有了我国的金凤凰“边城”，也有了世界上“中国边城”。

“边城”自然之美，取决于她水体一样的流动性，并非静止不动，是一种人生境界之上的相对高度。沈从文用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真心实意与对未来美好憧憬缔造了这一相对高度，给大家留下更多思索。

刘勇：很多学校都设立以专家教授文艺创作为主导创意写作班，你对高校塑造文学家这件事情如何看？

袁姣素：艺术创意写作最开始来源于西方国家，上个世纪前期在美国诞生，30时代就开始时兴，文学类艺术创意写作重点班通常是请一些具有丰富写作经历过的作家和文学家当场叙述和教给他的写作工作经验，并逐渐的被世界各国所认可。这在我国还算是一个新鲜事物，却也开始将艺术创意写作班列入高校的人文学院，并开设了文学类艺术创意写作技术专业，进入探索模式，例如清华、上海复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等，北岛、汪曾祺、王安忆、严歌苓等也曾参加了国外创意写作班。文学家是否能开展后天塑造，迄今还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那些我们参加了国外艺术创意写作班的文学家，并非参与了这一培训班就造就了她们。她们未参加艺术创意写作班也照样可以变成汪曾祺、北岛，这些。但是也不是说，这类艺术创意写作班对文学家完全没有帮助，虽然不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讲课者工作经验的教给中，文学家能够从他的手艺与经验中获得灵感和启迪，能够唤醒身体中的青山绿水，获得某类磁感应。终究，对于任何真正的天才，学习培训总不是一件错事。

写作区别于其他的手艺教给，是自己长期积累与积累的全过程，要不断地开展自我调节，渐渐地摸索到独属于自我语言体系，拥有天资相悖、领悟力之效。从某个方式看，写作是活得，无形，随心所欲的，并没有太多的手法，个人有每个人审美感受套路，复制和拷贝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比如说，沈从文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有的人不是很喜欢听他的课，但汪曾祺喜欢她的文人气质，与沈从文心灵相通。沈从文也是对汪曾祺赞赏有加，说自己写的比我们还要好，竭尽所能为他推荐作品。师徒如此好，但也并不是造就汪曾祺的重要因素，只有说自己备受沈从文产生的影响。沈从文是沈从文，汪曾祺是汪曾祺。二人的笔风还

是有一定的差别。如果没有写作天赋与比较敏感，教育和努力都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天赋之外，还要有创意的充分发挥、运势遭际、因缘际会、时代和环境中的创造，这些，不可抗条件的综合因素影响，是一种看似简单却很复杂的混合参与过程，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天才，他们都是天然的、时代的、历史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的大学不是教室，而是社会，作家是无法用定制固定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尤其是能成为大人物的那种天才，保护他们的自由与天性，纯粹与天真，就是对他们的爱护与培养。就好比徐志摩推荐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给胡适，胡适就安排他到大学当讲师，沈从文因为紧张，磕磕巴巴地讲不出来，被传为笑谈。胡适却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可见胡适的包容与呵护，给沈从文拓宽了文学的道路。

王波：文学语言对一个作家的风格奠定尤其重要，谈谈您对语言风格的定位问题，再说说最喜爱的作家及对您创作的影响。

袁姣素：应该说，作家的风格形成离不开独属于他的话语体系，而这种话语体系的辨识度在于作家始终保持的清醒。每个作家不同的生活经历、文学涵养、审美眼光、与遭遇的不同时代，会对他们的话语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觉醒年代的风云际会、救国路线、民族主义等思潮，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冲击力。鲁迅是走在时代前沿的清醒者，他犀利的视角，锻造了他冷峻的语言底色，形成了独属于他的批判风格。可以说，鲁迅的伟大，是用独属于他的语言与思想领舞和开创了一个时代，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鲁迅”语体。

每一个作家的语感与风格都是他们自身散发出来的气质与品格。这种辨识度的形成也许与作品的积累有关，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但也有不可能中的可能，比如《红楼梦》，是一种天然的生成，曹雪芹一生也就是这一部作品，或许是那个时代和他自身的命运遭际造就了这部伟大的经典，令后人顶礼膜拜。一部作品的念想，也许就是一个瞬间、一次际遇、一种特定的符号，可遇而不可求。当一个作家找到了区别于别人的自我，这种符合自我的个性标签、话语体系就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像沈从文的浪漫抒情，张爱玲的古韵张力，汪曾祺的通透有趣，郁达夫的感伤忧郁，孙犁的恬淡灵性，等等。

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沈从文和汪曾祺。湘西楚巫文化的神秘魅力，天然的山水灵性，陶冶了沈从文的情操，孕育了他的文学基因。他的《边城》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我喜欢《边城》的诗意构建，重在意境的流动，以一条河流的浪漫底色赋予了湘西神秘而独特的气息，那种节制而向往的美好，素常的灵魂观照，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生长于江南水乡的汪曾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底蕴深厚，博学多才，他的小说《受戒》以天然、纯美的气韵流动呈现人性的复苏，那种意境的营造有效地抵达了抒情的极致。《边城》和《受戒》都取胜于语言和意境的酝酿、诗性的张力，而不是故事的构建，那种淡然与从容的气韵流动，素朴与纯净的超脱气质，是抒情与人道主义完美结合的美学艺术，有着无穷的魅力，令人着迷。他们尽管语言各有风格，但在表现美好向往与纯净心灵之间的构想、以诗学品质展现人性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很喜欢这样以意境为美的小说，不重在故事，却能把小说的精华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有三个早期的短篇小说《走卫星》《飞翔的嗥叫》和《种太阳》，分别发表在《边疆文学》《西部》和《佛山文艺》，是有意识地往情境营造去靠的作品，希望能写出那种唯美的脱俗品质，有那么一点意思在里头，但要抵达那样的境界，肯定还很远。但我会用尽一生去努力追求，能不能实现那是另外一回事。

王波：您是一名杂志的编辑，同时又坚持创作，请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谈谈编者与读者、作者之间的关系。

袁姣素：我是湖南省文联主管的《湘江文艺》杂志的编辑，同时，也坚持写作。在编务工作中，我深切体会到作家在编辑中开拓视野，编辑给作家量体裁衣的乐趣，这两者之间血肉相连，相互成全。其实，编辑行业里有很多人是作家或者写作者。由作家担任编辑工作，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这两者之间没有矛盾与冲突，而是相互作用，互为依托。编辑不只是校对与质检过关，更需要敏锐的洞察力与专业的综合实力，能妥善地处理稿件和保持作者原味气质的删改、修正、润色等工作。没有一定的专业经验、文学素养与鉴赏功底，还是很难胜任这项工作的。很多著名作家也做过编辑工作，鲁迅主编过《莽原》周刊，沈从文曾经是《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编辑，汪曾祺做过《北京文艺》编辑，叶圣陶做过《诗》刊、《小说月报》编辑，等等。编辑工作本身就是为他人作嫁衣，需要伯乐情怀与工匠精神。而海量的阅稿、改稿工作也会给作家以文字历练的机会，得到更多的灵感与经验，可以锻炼与培养高于作家的格局与审美能力，所以说，编辑与作家是一种相互成全。

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爆发之中，各种网络、新媒体平台争相涌现，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但纸刊作为严肃刊物，还是在统领着传统文学的潮流。我们都知道，读者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读者也有读者的审美与原则。作为编者，要考虑杂志的整体，也要与读者有所联动。作品不能只是写作者的自我狂欢，应延展至社会大众，这样更能体现出文学的功用与价值。许多的读者虽然不参与到写作中，但好作品仍然是吸睛的热点，所以杂志的办刊特色与质量很重要。读者的要求和良性参与，会让刊物与作家的成长一样，在社会上形成独具个性的辨识度。

编者与读者、作者之间的纽带就是作品，是比较直接的交流互动。 在海量的稿源中，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名家，还有全国各地具有写作潜力的新手，我们要善于发现他们，帮助他们找到自身的属性与文学品质，同时，还要时刻保持对时代的精准观察、对各种文学潮流的清醒认知，紧密联动作者，给读者提供新鲜的精神营养，不断刷新，不断学习，与时俱进。

王波：从您的发表作品中，看到您涉猎的体裁有小说、散文、诗歌还有评论，谈谈您的文学启蒙及收获。

袁姣素：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我都有写，但以小说创作为主。我最开始发表的处女作是散文，印象中是1992年左右。学生时代和几个文艺青年一起创办过文学报纸，我负责报纸的编辑校对工作，也许这为我后面的编辑工作打下了基础。那个时候看过《红楼梦》《百年孤独》《呼啸山庄》《简爱》《牛虻》《悲惨的世界》《聊斋志异》，等等，甚至还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毕淑敏、琼瑶的书，那个时候什么书都看。鲁迅、沈从文、张爱玲、博尔赫斯、加缪、纳博科夫等作家的书也很喜欢。学生时代还参加过广西的一个面向全国的文学函授班，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和几本书，还有全班的同学通讯录。印象有点模糊了，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是用的笔名，我用过“袁野”“原野”“如风”等笔名。那个时候热衷过三年左右的纯文学。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写作也慢慢停止了。但那个时候的初心和爱好因子让我与文学结缘，应该是我文学起步的最初启蒙。

至于收获，并没有什么。中间中断了十多年，没有坚持下去。2012年，洞口县作协组织找到我，将我纳入到文学组织。当时的洞口作协主席是散文家周伟，他比较重视文学创作，在这种积极浓厚的创作氛围与影响下，我也开始把精力集中起来。先是写了一段时间新诗，出版了三本诗集。感觉诗歌对语言是一种很好的锤炼，然后开始小说、散文、评论各种体裁的创作。 在《星星诗刊》《诗歌月报》《山东文学》《作品》《延河》《天津文学》《鸭绿江》《边疆文学》《西部》《湖南文学》《创作与评论》《海燕》《散文百家》《经典美文》《小品文选刊》等刊物发表与出版各类文学作品两百余万字。我投入到创作的状态应该是2012年至2022年这十年之间，2014年参加了毛泽东文学院第十三期中青年作家班学习，2018年参加毛泽东文学院首届高研班并成为签约作家，201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21年加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王波：谈谈您将要进行的下一部作品的规划和思考。

袁姣素：在创作中，写作不能套用公式，方法与功用有时候完全就是未知。但既然已经选择了写作，肯定还会坚持下去。或许，还需要一种状态的调整，加上生活的积累。

我想，在时间的河流中，我的下一个作品，还是在创作上秉持一个写作者的清醒认知，继续发现挖掘现实生活的光亮，用微光照见生活，用真诚接近现实，以生命抵达那些未知……（原载《新华书目报》2023年2月16日）

王波，1963年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现居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作家、剧作家、 文学艺术评论家。已在《文艺报》《中国青年作家报》《戏剧文学》《安徽文学》《芳草》《满族文学》 等报刊发表小说、文评、剧本二百多万字。 剧本《玉碎香消》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长篇小说 《努尔哈赤后宫秘史》入围首届浩然文学奖。系《新华书目报》《世界文化》等报刊专栏作家。

袁姣素，湖南洞口人，现居长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秘书长、湖南省文联文艺创作与研究中心《湘江文艺》编辑。发表与出版各类文学作品两百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我是一个兵》《白驹过隙》、小说集《飞翔的嗥叫》、散文集《毛边的月亮》、诗集《素爱》《风动》《月亮的指痕》等。获《人民文学》征文奖、《西北军事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等。小说集《飞翔的嗥叫》入选“潇湘文丛”，有作品入选各种选本选刊。